作为澳门赌业曾经的霸主与“东方蒙地卡罗”的缔造者，何鸿燊曾在八年前回应接班人问题时还谈笑风生地表示：“我90岁都没干够。”不过，商业巨子也难同岁月抗衡。5月26日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传奇谢幕的同时，赌王家族的财产分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早在两年前，大位的继承就已经一锤定音。2018年6月12日，澳博控股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何鸿燊正式退任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全面退出董事会，转任荣誉主席。何鸿燊的二房五女儿何超凤即位主席一职，接棒赌王的江山。
澳博控股主席 何超凤
何鸿燊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有人曾请教赌王成就商业传奇的秘诀，何鸿燊回答：“我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坚持四点：一是必须勤奋；二是锲而不舍，有始有终；三是要有好帮手；四是待人忠实，做事雷厉风行。”如果将何鸿燊比作亚瑟王，创业家精神给了其作为“王”的资质，那么澳门的赌权就相当于“石中剑”，赋予何鸿燊成就霸业的力量与权威。
赌权即“澳门博彩专营权”，后又演变为“澳门博彩经营权”，是澳门独有的博彩产业管理制度。纵观澳门150多年的博彩史，赌权不仅是澳门的经济命脉，赌权争霸的参与者们更加明白，谁能握住赌权的权柄，谁就能成为时代的“风云儿”。
在金碧辉煌的娱乐场内，在百家乐、21点和骰宝的赌桌前，人头攒动不舍昼夜的景象似乎从未停歇。站在手握各色筹码、神色专注的人群中间，荷官微微扬手，示意押注，又轻轻挥下，买定离手。在一阵兴奋与唏嘘的声浪中，赌桌上的筹码杀进赔出，与远处角子机代币滚落的清脆声响合奏出一曲“东方蒙地卡罗”的绚丽乐章……而这番繁华景象，全部都构筑在澳门的赌权之上。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
由于历史渊源及地理位置，澳门一直是中国内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然而，在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令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开始向北转移，澳门的国际港口地位日渐衰微。同时，香港在英国管辖下实行自由港政策，导致澳门海关收入急剧减少，进出口贸易额直线下降，澳葡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自晚清开始，广东地区因政府腐败，财政与军费的一部分依赖“赌饷”，地下赌博业屡禁不止。众所周知，赌博业为暴利行业，只要政策允许就会形成爆发式增长。澳门受此影响，加之港英政府常年实施禁赌令，大批香港赌客涌入澳门，令澳门民间赌业愈发兴旺。
虽然葡萄牙法律中没有明确许可澳门经营赌博业，但由于大量“赌税”收入填补了财政赤字，赌博业的发展得到了澳葡政府的默许与纵容。
澳门旧式赌档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提到，当年澳门的各色赌馆多达两百余家。由于赌档林立，赌规多变，民间赌业异常混乱但收入可观。赌客们都希望靠着运气满载而归，但事实上都被赌场洗劫一空，家财散尽，因此有人戏称澳门为“梳打埠”。
1846年开始，澳葡政府决定好好挖掘赌博业这座“金山”。在澳门总督彼亚度（Jose Gregorio Pegado）正式颁布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之后，第79任总督亚马留（Joao Ferreira do Amaral）延续了前任总督的管理方针，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将“闱姓”“白鸽票”等赌博方式通过总督训令进行区域合法化。
澳门白鸽票
此后，由于澳葡政府规模较小，运能有限，各行各业都催生出了名为“专营制度”的独特管理方式。即政府通过公开招标赋予中标人或企业以垄断经营的权限。政府只需与垄断企业沟通，在减少庞杂工作量的同时，实现对某一领域的有效治理。
这项制度起初只针对日用商品，然而，为了更好地对澳门民间赌业进行系统性管理，达到提供稳定税收的目的，自19世纪末，“专营制度”开始尝试应用于赌博业，真正意义上的澳门赌权制度由此诞生。
1930年，澳葡政府第一次对赌权进行公开招标，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经验，政府官员唯利是图滥发赌牌，导致澳门赌业依旧处于“龙蛇混杂、弱肉强食、不服管教”的混乱状态。1937年，澳葡政府决定重新洗牌，开始了第二次专营权竞投。
最后，由港澳富商高可宁和傅老榕的泰兴娱乐公司夺得专营权。吸取教训的澳葡政府在中标协议中规定，全澳门只能开设三家专营赌场。集中化的管理与运营使政府的赌税收入比原来增加了三倍，同时也成就了傅老榕“初代澳门赌王”的江湖地位，澳门的赌权专营制度也进一步完善。
在傅老榕把持澳门赌权20多年后，陈旧的管理模式、老化的基础设施与严重下滑的服务质量令澳门的赌博业收入减少。此时，为澳门赌权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两位重要人物出现了：澳门第119 任总督马济时（Jaime Silvério Marques）和来自香港的富商何鸿燊。
1961年，马济时通过详尽调研后认为，澳门的赌业拥有很大价值潜力。同年，马济时推动葡萄牙政府颁布“第18267号法令”，准许澳门将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自此，葡萄牙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将澳门开辟为旅游博彩区，“博彩业”一词也取代“赌博业”，名正言顺地成为澳门第一大产业。
而彼时，傅老榕变成了实施“博彩新政”的最大绊脚石。由于赌税减少与政见不合，马济时所领导的澳葡政府拒绝与傅老榕续签赌权经营合约，并开启全新一轮赌权招标。
霍英东与何鸿燊
一年以后，以何鸿燊、霍英东、叶德利、叶汉合组的财团以承诺年饷316.7万澳门元为条件，投得了澳门博彩专营权，并由何鸿燊所代表的财团在葡萄牙里斯本与澳葡当局代表正式签署《承办澳门赌博娱乐专营合约》。同年五月，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这是澳门历史上赌权的第三次转变，掀开了何鸿燊对澳门赌权持续垄断40年的序幕。这段时期，澳门整个现代博彩业的改革和发展都由何鸿燊在《专营合约》的框架下“一手操办”。澳门博彩专营制度进入全盛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专营合约》规定，政府需用每年澳门博彩产业的毛收入乘以固定百分比来决定政府的“赌税”收入。所以政府必须掌握博彩公司真实的毛收入情况，防止漏税。这就迫使政府必须越来越重视监督机构的建设。
吃一堑长一智的澳葡政府围绕赌权运营，建立了澳门博彩监察委员会。它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法规，对政府从投标到发放赌牌，再到博彩公司的经营过程进行全面监管。它的存在，改变和规范了传统博彩公司与政府分配博彩收入的方法。
澳门老城区
此外，澳葡政府还在《专营合约》中规定，获得赌权的公司需承担相应社会义务，以抵消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例如，何鸿燊旗下公司每年都必须投资与扶植澳门工商业，并提升澳门的整体就业率等。在发展博彩业的同时，还必需注重澳门公共设施建设，投资营建一流的专业博彩娱乐场和高级大酒店，要把旅游和博彩挂钩，形成产业捆绑式发展。
凭借赌权赋予的“垄断权威”，何鸿燊成为真正引领澳门博彩业走向现代化的核心人物。何鸿燊从欧美引进现代化的博彩管理机制，修建的第一批娱乐场包括著名的海上皇宫、新花园、葡京酒店等。同时，澳娱非常注重荷官及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使娱乐场的服务质量大幅提升。
澳门葡京娱乐场
良好的口碑传播令赌客逐年增多，除香港客外，日本、台湾、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赌客纷至沓来。何鸿燊曾把澳门赌场比喻为印钞机，澳门博彩业凭借强劲的盈利能力，逐渐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地卡罗比肩，跻身全球三大赌城之一。
在上世纪80年代，何鸿燊作为澳门赌王的地位日益稳固。其治下的澳门博彩业所贡献的税收，长期以来达到澳葡政府每年税收总额的50%至60%。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澳门居民直接或间接受雇于何鸿燊旗下的企业，澳门居民甚至尊称何鸿燊为“无冕澳督”与“米饭班主”。
时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赌权制度迎来又一次进化迭代。彼时，澳门面临三大社会问题。首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再次致使赴澳赌客锐减；其次，大量澳门工厂内迁至广东各地，失业率持续攀升；第三，澳葡政府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警员贪腐严重，博彩产业周边滋生的黑恶势力横行。在多方负面情况的影响下，自1996年起，澳门经济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
作为澳门经济命脉和社会基石的博彩业成为破局的关键。回归后的首任澳门特区政府希望借助赌权开放寻求全新的发展路径。1999年初，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葡政府与何鸿燊旗下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签署新修订协议，将博彩专营权延期至2002年年底，在确保澳门主权顺利收回的同时，为特区政府回收与开放赌权打下基础。
1999年澳门回归
此后，澳门特区政府于2001年正式公布《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法案》。法案规定，澳门赌权将于2003年1月开放，并将赌权拆分为三张赌牌。赌权开放政策的本质，是将赌权中包含的“垄断”属性剔除，将“博彩专营权”转变为“博彩经营权”。
“有饭大家食”是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时，何鸿燊在致辞中的一句话。赌权的拆分，意味着掌控澳门经济命脉的博彩经营权不再由某人或某家公司垄断，从而促成市场多元竞争的新格局。
2002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22家财团先后提交竞投意向书，参与澳门赌权的争夺。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三张赌牌分别由主要股东为美国威尼斯人集团与香港吕志和家族的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斯蒂芬·永利（Stephen Wynn）的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与何鸿燊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然而，正当特区政府准备与获得赌牌的三家公司签约时，银河两大主要股东，香港富商吕志和与美国威尼斯人集团之间突发内讧。由于中西文化与管理理念的巨大差异，两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提出“分牌经营”的请求。
澳门另一位新晋“赌王”银河集团掌权人 吕志和
作为特区政府，为银河颁发一张赌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借助威尼斯人集团领先于世界的经营经验，提升澳门博彩业整体素质，将纯粹的博彩向旅游、娱乐、会展于一身的综合产业转型。但舍弃银河选择威尼斯人集团，三分之二的赌牌就被外资公司获得，这无疑违背了赌权开放的一条原则：外资在赌牌及博彩业规模中所占的比例不得超过49%。
最终，特区政府另辟蹊径，按照澳门博彩法律中有关“分专营”的规定，批准银河以“转批给”的方式将赌牌一拆为二，由银河持主牌，再向威尼斯人集团发放副牌。除名称外，主牌和副牌的权益和责任一致，持牌公司可各自独立经营赌场，但须共同承担并完成向特区政府承诺的义务与责任。
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三个持有赌牌的公司均获得“转批给”一次的权利。于是，澳博于2005年分拆副牌给何鸿燊之女何超琼与美国美高梅的合资公司“美高梅中国”。永利于2006年初将副牌以9亿美元分拆给何鸿燊之子何猷龙与澳大利亚PB1的合资公司“新濠博亚”。
无论是赌权“一变三”还是赌牌“三变六”，何鸿燊家族始终拥有三分之一的赌牌经营权，但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投入到澳门博彩业发展的资金却番了一番。
威尼斯人集团旗下的金沙娱乐场是澳门赌权开放后开始营业的第一家外资娱乐场，于2004年5月揭幕。开业十小时，金沙的营业额就突破1000万元澳门元。仅过了十个月，金沙就宣布已经收回投资成本，年投资回报率高达100%。“金沙效应”成为外界评论澳门的新名词。
澳门金沙娱乐场
赌权开放标志着澳门“经济全球化”的开始，促进了澳门博彩业“非中心化”与“多中心化”发展。澳门这座素有“自由贸易区”之称的后殖民城市也由此更加名实相符。在被媒体问到同行竞争时，何鸿燊曾笑迎挑战：“我们欢迎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只要这个竞争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赌权开放的关键还在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部分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自由行》政策的出台，既支持了澳门旅游业发展，也契合赌权开放的大形势。2006年，澳门博彩业总收入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
根据澳门博彩监督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是澳门博彩业的鼎盛时期，澳门博彩税收增加了6.89倍至1367亿澳门元。《澳门日报》曾撰文评论：“如果不是赌权开放，氹仔也许还是人们不愿居住的离岛，何鸿燊仍然会是最有权势的赌王，但澳门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总量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头衔。”
从2014年开始，受国内反腐、经济增速放缓等诸多因素影响，澳门博彩业再次由盛转衰。2016年博彩税收降至843.75亿澳门元，对比2014年降幅达38.28%，税收占博彩总收入的比例也降至37.65%。
不可否认，赌权开放带动了澳门的经济增长，但博彩业一家独大的局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目前来看，要有效解决产业结构单一难题的路径只有一条，就是坚持多元化发展。
美高梅中国董事长、何鸿燊之女何超琼在澳门举行的2017年“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在澳门回归后的18年，我们能够逐渐进行产业转型，步向多元化，未来将澳门打造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确立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2017年，澳门旅游局颁布《澳门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致力于“增强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体验”，配合非博彩元素的增长。
不过纵观历史，博彩业对整个澳门的社会、经济、旅游及当地文化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短时间内，澳门的发展还离不开“树大根深”的博彩业支持。而现在，澳门博彩业也即将迈入又一重大时间节点。
在如今澳门六家博彩营运商中，澳博与美高梅中国的赌牌将于今年到期，威尼斯人集团、银河、永利及新濠博亚的赌牌将于2022年到期。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陈达夫曾表示：“赌牌到期后要重新开启竞投，当中包括研究是否保留三张副牌。”
澳门金光大道与威尼斯人
也许重新竞投会令澳门博彩业迎来新一轮大洗牌；也许新的赌权协议会要求获牌公司增加投资澳门非博彩业务，推动多元化发展；也许特区政府会借此机会引入新的外部资本入驻澳门，逐步实现澳门的产业转型。
